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科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总共大约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掉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