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支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呆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参谋、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活地图”雷英夫中将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没有随大流跟着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
“近平同志虽然年轻
但涵养很好”
——习近平在厦门（六）
采访对象：吕拱南，1939年3月生，福建厦门人，工程师。1980年12月起先后任厦门市计委科长、常务副主任；杏林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台办副主任、巡视员。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6日
采访地点：厦门宾馆
采访组：吕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任副市长的时候，您在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你们见面的时间比较早吧？
吕拱南：是的。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当副市长，我们就见了面。当时，市计委的办公室在政府办公楼的二层，他在三层，他来二层走了一圈，跟大家一一见面握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近平同志任职厦门时，我是市计委的一名副主任。近平同志是副市长，跟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不一定能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头发大概有半个月以上没理了，比较长。我形容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干部”。因为当时厦门这边的干部在着装上已经先走一步，不穿那种四个口袋、有盖子的中山装，而是穿没有盖子的三个口袋的中山西装了。
起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同安县，以及经济协作办（主管国内省市到厦门来的企业的批准、管理，即“引进来”），这些都不在计委口。后来近平同志当常务副市长，我和他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采访组：在您后来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中，他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吕拱南：随着接触的增加，我对近平同志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在我看来，他为人忠厚朴实，淳朴坦然，不讲官话，说话实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考虑问题非常全面周到。
近平同志非常谦虚、低调、平和，对别人很尊重，如不管是什么职务的人，他都按厦门地方的习惯称呼，不会直呼其大名（连名带姓），使人感到亲切。每次到基层调研或者出差之前，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同行人员做“安民告示”，明确意图、行动安排，要求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他很细致周到，甚至连住宿、交通都亲自安排或过问。
我想，近平同志这种优良品行，来自良好家风的继承与社会磨砺的熏陶。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严格的管教使他与同时代成长的普通孩子别无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