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福建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放在了第一篇。这本书的编辑指导委员会，福建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年，他抓计划单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福建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
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