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福建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福建福建，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福州的看法和对福州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
“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
影响至深”
——习近平在厦门（五）
采访对象：王太兴，1954年12月生，福建厦门人。1984年8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年4月任湖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厦门宾馆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
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