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各市、地、盟委宣传部负责人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8月中旬,省委发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
按照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统一部署,县委在组织党政机关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揭批查”斗争中,也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对冲破“文化大革命”错误思想的禁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缺乏有力地组织指导,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县范围的大讨论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1979年10月,县委宣传部布置大讨论工作时指出:“前一时期,这一讨论开展得很不够,很不深入,很不广泛,有许多单位基本上没有讨论,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没有从林彪、‘四人帮’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
为使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县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县委决定:从县委到每个生产队,都要补上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课。10月份,主要在各级领导中开展讨论,各人民公社党委,各部、委、办、局党组带头认真讨论,同时抓一个基层单位开展讨论的试点。11月份,农村各社队,县直各基层单位全面铺开。通过对“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生产目的、敢不敢富起来”等问题的大讨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禁锢,思想大解放,有力地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
县委在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着重总结了在指导农民集体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第一,领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没能够始终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典型示范、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针,而是用强制和行政手段搞“一刀切”“大呼隆”,结果形成“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第二,工作重点没能及时转移,影响了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是从政治上去分析、找原因。这种单纯用政治运动推动农业生产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搞了多年农业工作的县、社、队干部还是不懂农业经济管理。第三,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回顾在农业工作上的挫折和失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导农业生产活动中没有始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代替了客观,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县直机关各单位结合县委安排的各阶段的理论学习,深入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1979年,围绕各个阶段的学习重点进行了8次辅导,提高了机关干部的理论水平,对正确理解三中全会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学习讨论,深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弄清了许多理论上的路线是非,各单位干部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工作更加积极主动,机关工作出现了敢想、敢说、敢做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县林业局在上级没有具体规定、党的林业政策迟迟不能落实的情况下,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组织20多名林业干部到西官营人民公社搞试点。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落实林业政策的10条规定,促进了全县林业政策的落实。县直机关干部还根据机关工作实际,着重解决了政治与业务、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的关系问题。
农村干部和群众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紧密联系如何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的问题,开展了让不让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的大讨论。大讨论重点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冲破单纯“以粮为纲”的束缚,坚持全面发展农业经济。要尽快富起来,必须全面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大搞多种经营,广开致富门路,走农林牧并举、农工副结合的道路。第三,冲破“平均主义”的思想束缚,坚持按劳分配政策。通过大讨论,广大干部群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实践证明,要把生产搞上去,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冲破“穷革命、富变修”的束缚,尽快使农村富裕起来。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实际对“富了会不会变修”“致富是不是资本主义”“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等问题的深入讨论,引导干部群众划清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界限。第五,冲破“改造小生产”的束缚,积极鼓励和扶持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通过大讨论,进一步拨乱反正,弄清了什么是小生产,什么是资本主义。更加明确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存在剥削,不影响集体生产劳动,不能说成是资本主义。
文教卫生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搞清了大是大非问题。第一,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坚定不移地搞好工作重点转移。第二,打破“知识分子不可靠”的禁锢,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诬陷知识分子的种种谬论,学习革命领袖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提高了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