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到厦门上任以后，您和他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后来到厦门上任是自己过去的。我们当时本来要派车送他，被他谢绝了，他说：“尽量不给你们找麻烦。”然后就搭了辽宁省驻厦门办事处的车，坐了8个多小时才到厦门。
我跟他接触了几十年，他做事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格，能自己克服的困难一般不找别人，对身边工作人员都非常体贴关照，但是要求也很严。
厦门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城市，一直名声在外，被称作“海上花园”。可是近平同志来了之后，却感觉和他想象之中的厦门不太一样：道路比较狭窄，比较脏乱，市政府对面还是牛场，百姓家里烧火用的还是蜂窝煤。所以他讲，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海上花园”。我想，可能从那一刻起，他萌生了要和大家一起努力改变厦门面貌的想法。
他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到厦门之后，几乎跑遍了整个厦门。他曾经两次去海拔最高（900m）的军营村（在原同安县莲花镇的西北部），对那里的人一直挂念不已。从我个人亲身经历来讲，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就是他亲自帮助建立了同安县银城啤酒厂。
以前同安经济很落后，工业基础比较差，有十几家国有企业，产值总共还不到2000万元。但是当地水资源很好，他们想办一个啤酒厂，增加工业产值。本来市里不同意，因为当时市里已经有两三家啤酒厂了。同安县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知道我跟近平同志熟悉，就让我带他去找近平同志。近平同志得知此事要跟宁夏联合，认为他们干劲很足，又是一个大跨度的联合，有实践意义，就主动先找宁夏方面的人了解情况，又亲自带人去实地考察、听汇报。经过一番沟通努力，这个啤酒厂于1987年兴建，1988年投产，年产2000吨，产值600万元，税收200万元。在当时，这对同安人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他们打心眼里感谢近平同志。
2010年9月6日，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厦门来，接见我的时候，我就向他报告说：“您当年帮助兴建银城啤酒厂的事，同安人民非常感谢您，写了个汇报材料，想让我给您看看，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他马上说：“怎么没有时间看！”过后我赶快请人把材料拿来，寄给了近平同志。
采访组：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您跟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接触吗？
苏永卯：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工作之外的接触。近平同志曾经三次到我家里来，这是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荣幸的。
第一次就是接到近平同志的当天晚上。吃了晚饭，我想带他去东街口闹市区走一走。走了一段时间，他就说：“老苏啊，我们坐下来喝点冷饮好不好？”当时也是我考虑不周，因为当时福州的天气比较闷热，从温泉宾馆到旗汛口（离东街口还有一小段路），走了半个小时左右，衣服都有点湿了，本来就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正好他又自己提出来，我就赶紧说好。到了冷饮店，我们一个人买了一杯冷饮，喝了一半，他突然问我：“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省委干部招待所里面的职工宿舍，又给他指了指具体方位。他听了就说：“走，到你家去看看。”
我当时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因为我岳父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迫害，我们全家都被下放了。在这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我爱人身体非常不好，脚也肿了，腰也不好，还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虽然已经治疗了很久，但还是有幻听幻觉，有被迫害的妄想。这个情况我不好告诉近平同志，又担心他去的时候，我爱人的病会发作。所以一路上走着，近平同志说什么我都无心听、无心应，一直在想要是我爱人发病怎么办。
走到我家，我爱人开门，我就跟她介绍说这是北方来的习副市长。进去后，我们就在厅里喝茶，他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家里面积多大、孩子在哪儿念书等等。好在我爱人在房间里，情绪挺稳定，我也就放下心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