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两天，我正式邀请近平同志去我家里吃个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让他尝尝福建海产品，我做了鲳鱼、螃蟹两道菜。当我把鲳鱼整只夹到他碟子里，他说海鲜哪里有这么个吃法，一个人一次吃整条鱼，我说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其实我是想让他多吃点。我们就这样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喝着散装啤酒，一边聊天。没想到，就这两样在福建再平常不过的海鲜，近平同志一直记着。后来他跟洪永世同志（时任厦门市委书记）说：“我吃海鲜吃得最痛快的一次就是在老苏家。”
第三次就是我到厦门来工作后。1985年底或是1986年初，我正式搬到厦门，当时近平同志已经到厦门工作，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想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您不认得路啊，我去路口等您吧！”我家虽然离市政府不远，但还是有一段路的。他来了以后，我爱人精神还好，还给他包饺子吃。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就跟我们有说有笑地吃饭聊天。
近平同志三次到我家的经历，一直感动着我们一家人，他亲切、随和的印象也一直铭刻在我们心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跟您聊过他来福建之前的事情？
苏永卯：他给我说起过他在梁家河当知青的事情。他说：“我不到16岁就去梁家河插队，当时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除了日常用品以外就带了整箱的书，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晚上也看书。”我也曾下放过，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心思看书，可见近平同志的意志力非常强。
他还说起当时在梁家河插队要“过五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其中过跳蚤关尤为难熬。我想到我下放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很好，跟以前的生活有落差，听他一讲，我下放地的条件算是很好的，吃住都不错，劳动任务也不是特别重。当时他讲的这些话，对我是一种启发和教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交往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离开厦门赴宁德之前，我拿过去一些草绳、袋子，跟他一起整理东西。他生活很简朴，行李也很简单，只有一些衣服、一台小冰箱、一台小电视机，其他都是书和文字资料。
2002年10月近平同志从福建调任浙江省主要领导。临行前，已经退休的我专门前往福州送行。此时，他刚来福建时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后来我跟他之间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宁德工作两年间，我去拜访过他三次。第一趟我是跟我们单位领导一起去的。后来两趟是我自己去的，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跟我拉拉话。当时宁德是贫困地区，经济在全省排名最末，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跟厦门相比差得太远了。我看过一些报道，知道他经常带队到最边远的山区调研考察，心想他这个地委书记当得真辛苦，真不容易。
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又去过一趟。那次就是简单拜访，去坐一坐，看一看。后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看了。到了省委省政府工作以后，他到各个地区调研考察比较多，也经常会到厦门来，来了基本就住在厦门宾馆这边。
2004年8月，我到杭州去拜访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但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
浙江的杭州、普陀山我都没去过，那次去本来想多待几天，稍微转一转，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近平同志眼睛红红的，有血丝。我就问他的秘书：“书记的眼睛怎么了？”秘书说：“书记每天都忙到下半夜，眼睛哪能不红？”我一听，觉得不应该再麻烦他，很快就回厦门了。
近平同志这个人重感情，很念旧，很有人情味，越是基层的人，他越记得牢。后来他到北京工作，成为中央领导人，厦门的同志几次上北京拜访他，他都会问到我：“老苏现在退休以后生活怎么样？”我知道以后，感到很温馨，非常感念他对我的关怀。
2010年9月6日，省委办公厅通知我，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到厦门考察，要见见我一家，叫我到海悦山庄去。那次他是到厦门出席98投洽会，还要调研考察一些地方，事情多得很。尽管如此，那天晚上8点，他接见了我们一家人，我们很激动。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交往这些年，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对他的整体印象？
苏永卯：到你们采访的今天，可以说我跟近平同志认识整整32年了。我很庆幸自己在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福建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工作追求。
他和人讲话都很客气，但都有一定的分量，不像有些领导，用很生硬的口气命令人，而是用很通俗的、像交谈一样的语气来做大家的工作，让人感觉是一种平等、平和的交流。他还经常会讲出一些新话，比如“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俭身自省”等等，对我们很有启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这些反映和评价在基层都能听到，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近平同志用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经常在一起聊天，都很挂念他的身体，有时候看到他很辛苦，都很心疼，但是党和国家需要他，没他不行。有他领航掌舵，是人民的福气。
我为我这辈子能够有机会与党的总书记像老朋友一样交往感到万分荣幸。我们是在不经意当中结下了友谊，我这辈子都很感念他，我衷心祝愿他保重身体，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中国梦！
“习总书记对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情有独钟”
——习近平在厦门（八）
采访对象：任镜波，1934年6月生，福建福州市人。原交通部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一至四届常务校董、副秘书长，研究员。从1981年1月起，一直参加集美校友总会工作，曾任三届13年理事长，现为永远名誉会长。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顾问。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集美校友会馆
采访组：任先生您好！您长期在集美校友总会工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里工作期间曾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请您谈谈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任镜波：我了解近平同志的事迹，不只是他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那三年。实际上，从他1985年到厦门工作以后，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他都是比较关注的。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又是厦门市政协委员，通过各种方式对他有所了解。
那时厦门设立特区时间不长，城市景观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他当副市长分管体制改革，负责牵头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市人大、政协比较关心的事情。他到任后不久，中央就确定厦门为全国率先进行机构改革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他挑起了这个担子，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提出了一套机构改革方案。他把一些长期以来本应该属于企业但政府又管得过“死”的权力下放给一些专业公司，将一些原来政府管理工业和国有企业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简化和调整，这样一来，有效精简了机构和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