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后，我并没有告诉近平夫妇，当然更没有寄杂志给他们。1989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彭丽媛从福州打来的电话，她说：“大姐，我到福州来了，谢谢你给我们写了那么美好的文章，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近平要我打电话谢谢大姐！”我听了以后，说：“我没寄杂志给你，你又那么忙，怎么能看到文章呢？”她说：“是我妈妈寄给我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齐妈妈寄给彭丽媛的。她接着说：“妈妈说，‘有一位作家给你俩写了篇文章，写得很好，特地寄给你们读一读’。”我听了她的话，说：“小彭，我写这篇文章，是要弘扬一位艺术家感人至深的人文精神，要赞美近平同志这种深得人心的领导风范。”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夫妇接触交往过程中，还有哪些令您难忘的回忆？
陈慧瑛：有很多，我讲几个小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叫“年年贺卡飞南北”。近平同志自1988年春离开厦门到现在，转眼30年了。每一年新年前夕，我都会给他寄贺卡，同样的，每年的元旦春节也都会收到他给我的贺卡。无论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在福建省当省长，在浙江省当省长、省委书记，还是在北京当国家副主席，都是一如既往。有一年元旦，近平同志从浙江省政府寄来一张贺卡，春节又从浙江省委寄来一张贺卡。
特别是到了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近平同志从中南海发出的贺卡信封和彭丽媛亲笔题写的新春贺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难以言表！那时候，近平同志已经贵为一国至尊，日理万机，但仍然不忘故旧，那一种天高地厚的关怀，没有任何功利，只有人间的至诚，令我止不住流下热泪。
第二个故事是“齐妈妈的信”。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老前辈逝世了。一直以来，我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位老人的故事和事迹，我从心底里崇敬这位正直无私、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听到这个噩耗，我感到深深痛惜，立即发去一份唁电和一副悼联。当然，这份惋惜痛悼之心也包含着我与习近平夫妇一份年深日久的友谊，但毕竟我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也只是一点微薄的心意而已。
让我想不到的是，当年的6月5日，我收到齐心妈妈从福州转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上是这样写的：
陈慧瑛同志：
习仲勋同志病重住院期间，得到了您的真诚关心。习仲勋不幸逝世后，您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这一切，使我和孩子们深受感动，在我们最悲痛之时，体会到了深厚的亲情和温暖。在此，我们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您和全家健康、祥和、快乐！
齐心率子女敬上
2002年6月5日
第三个故事叫“文代会上泪滂沱”。2011年11月，第九届全国文代会、第八届全国作代会在京召开，也就是这一次，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6届全国作代会、文代会，前后30年。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我与夏菊花、冯骥才、杨丽萍等坐在一起，心想这回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我们应该可以见到面吧。正想着，就看到彭丽媛穿着军装从贵宾室出来了。我赶快起身，想过去跟她握手，没想两位女兵一下子靠上来把我挡住。想不到这一切都被彭丽媛看在眼里，她直接上前两步，快步走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既亲切又热情地说：“我看到福建的代表名单上有大姐的名字，就想这回肯定能见到大姐啦！老习交代我问大姐好，问大姐全家好！”
我当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内心十分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说：“托习书记的福，全家都好。请代我们全家问他好！”
这次见面，我和彭丽媛还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采访组：您连续担任四届厦门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一直致力于推进侨务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和后来在省委工作时是如何关心侨务工作的？
陈慧瑛：从1987年到2007年这20年间，我连任5届厦门市人大代表、4届市人大常委，连续2届被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另外我又在市人大连续4届担任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分管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工作。一方面，我本身是归侨；另一方面，跟近平同志较为熟悉，所以他当年在厦门、福州、福建省工作期间，对这些工作的高瞻远瞩、宏韬伟略和对侨港澳台同胞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福建人民记忆犹新，作为归侨和侨务工作者，我更是深深感动，受益匪浅。
福建是重要的侨乡，特别是厦门。有人说过：“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历史，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今天”。而且，厦门还是世界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乡。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指出，作为地方一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支持侨务工作，必要时领导还要亲自做有代表性的侨商、侨裔的工作。
他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建立了福州市三级侨情资料库，还建立了与海外200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他曾经专门创立“大侨务”观念——他在一篇题为《“大侨务”观念的确立》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