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北票沦陷
1927年7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侵华方案，制定《对华政策纲要》。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造成混乱借机占领东北。12月29日，东北易帜。
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缓和国内矛盾。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军不抵抗，日军先后侵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及南满、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7月17日，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师长李海峰、参谋长宋凌阁设计智擒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山海关，7日，侵占义县，12日，侵占绥中九门口。阻断了国民政府援军之路。2月18日，日军策动伪满洲国发布“讨热声明”，分开鲁、北票、建昌三路进攻承德，自22日侵占北票、3月4日侵占承德到12日侵占乌丹、围场，热河全境沦陷。
自此，日本侵略者为疯狂掠夺北票的优质煤炭，将热河重镇变成了人间地狱，时间长达12年又6个月，同时，也拉开了北票人民抗击外辱、煤矿工人抗暴斗争的序幕。
第一章 疯狂掠夺
第一节 疯狂掠夺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票后，为了稳定北票统治秩序，便打着发展民族商业的旗号，并提倡所谓的“满洲农业、日本工业”的经济口号，在经济上实行殖民和贸易统治政策。在北票街内设立专卖局、农业合作社、粮食组合、棉花会社等经济统治机构，民族商业不得自由贸易，同时大量发展日本商业，排挤民族商业。当时在街内又增设了日本商店，如大尺组、三太栈、三太产业等商店，在经济上无所不包，利用日本的统治势力，控制物资垄断市场，使中国人民经营的商业日益削弱。
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目的在于掠夺，这种掠夺是通过日伪政权来进行的。北票地区在县旗分制以前，人民承受着双重经济负担，归朝阳县伪政权管辖时摊派到人民头上的税捐有30多种，每人每年平均负担伪币折合小米约325公斤。同时，吐默特右旗公署和沁布多尔济王府每年又要从农民那里收租达2万余石，此外又增收地皮捐、壮丁费、驿站费、并户税、地方税等数十种。日伪政权还利用喇嘛教来愚弄人民，赋予封建喇嘛种种特权，喇嘛利用地租、高利贷、劳役等剥削满汉人民，还通过迷信要人们负担集体念经费、埋葬费、祭品、佛灯等各种费用。在这个时期，由于日伪统治者和王公地主、封建喇嘛等重重剥削，农民每年收入的70%~80%都被掠夺走。
1939年8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满洲国”由单纯行政权控制到全盘掌握土地所有权，对王公实行“土地奉上”，直接要农民“出荷粮”。“出荷”额多少按土地面积规定，但土地拥有者中的那些官僚地主豪绅竟明目张胆地与日伪警察、官吏相互勾结，“出荷”的全部负担几乎都压在劳苦农民的身上，农民缴不上“出荷粮”要遭到酷刑。日伪政权组织日伪警察和伪职人员成立“搜荷班”，到农村各户翻草垛，扒炕洞，挖墙脚，搜查粮食，最后将农民家中的高粱、谷子、荞麦、麻籽和棉花等物掠夺一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掠走粮食达360万余石、棉花50万余公斤。除“出荷”以外，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种植大烟（鸦片），一方面搞“鸦片组合”收缴大烟，掠夺农民；另一方面将收缴的大烟向民间倾销，牟取暴利，毒害人民。据1935年统计，当时朝阳县（包括北票地区）共种大烟4.5万余亩，产大烟90万两。1937年统计，朝阳县（包括北票地区）被染上大烟嗜好的达6301人，占人口总数的3%，其中有的因长期吸大烟，骨瘦如柴，最后葬送了性命。当时流传着“吸大烟三宗宝，穷得快，死得早，抬着轻快臭不了。”“献纳”又是一种掠夺，是日本侵略者对北票人民最深层次的掠夺，小至废铜烂铁，大至畜产、土产，甚至猪鬃、狗皮等无所不有。除“出荷”“献纳”之外，还有地皮捐、门牌税、交易税、牲畜税、义仓粮、保甲粮等数十种税捐都压在人民头上。
1940年以后，为进一步掠夺，日本侵略者采取新经济政策，实行了“物价和物资统治法”及“七二五”定价政策，所有物资都列入经济统治价格内，如有违反者，就抓为经济犯，被罚款、打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