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专卖“鸦片”的小卖所，向吸毒者和贪小便宜的人发证，按时定量廉价供应毒品。而后又召集分散在北票城内各妓院的娼鸨，组建起北票花界会，并选出了会长高文清。事后由“靖安大佐”牵头，把分散在岳家沟、大烟筒后十五间房的妓女全部集中到新德里（街里），建立了由日军大佐筹划的“靖安妓院”。该妓院建成后，“靖安大佐”倍加欣赏，大佐亲自召集花界会全体人员“讲道”。“靖安大佐”为实施他的构想，又在新德里的东门外，建立一所昭和木广儿（旅社的意思，中国人称“昭和乱七八糟”），给新德里增加了新的内容。“靖安大佐”还迫使妓女们参加各种活动，强迫妓女定期到炭矿去“慰安”，用肉体去侍奉那些效忠天皇表现突出的催头、查头及一些矿工中的败类。每个妓女都得在固定的时间内，肩上斜挎白底黑字的标语带，头系标语箍，上写“献肉”意思的日本文字，手捧油漆藤钵，见人行九十度鞠躬礼，口中反复赘述：“请您接纳，支持圣战早日完遂。”此外，还被强迫到警察开设的赌场里去义务陪伴富商、老财、恶棍。
由于按“靖安大佐”的构想办事，新德里的无耻行业日益繁荣，房主收到了高额的房租，妓院的老板、龟头的箱柜里装满了伪币。然而，在“无苦无忧”的背后，却流淌着妓女们的血泪。日伪时期的新德里可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日本侵略者利用无耻的行业，不但残害了无数良家女子，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残害了中国广大民众，使一些人在欢声笑语中忘掉祖国、忘掉民族，失去理想和前途，变成被人驱使的奴隶；有的被掏空身体、榨干血汗后，又在喷云吐雾中身躯干瘪，丧失了工作及劳动机能，最后痛苦地结束了一生。
残害北票煤矿工人
自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北票煤矿以后，北票的矿工就陷入了灾难的深渊。日本侵略者不但把旧中国的包工制改为把头制，还设置了庞大的统治矿工的机构。在日伪统治的近14年里，他们视矿工如牛马，拿矿工的生命似草芥，广大矿工过着凄惨的生活。矿工们不但没有言论、通信、居住的自由，而且连生命也操纵在日本侵略者手中，随时都有被残害致死的危险。
在日伪时期，北票矿工中流传这样一首歌谣：
昔日矿工悲歌多，
矿工血泪染山河。
只见煤车天天走，
不见矿工几人活。
这首歌谣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北票掠夺煤炭、残害矿工的罪行。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后，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采取的是“以华制华”的手段，他们收买民族败类做大柜把头，并利用把头制度，呼喊着“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支援大东亚圣战完遂”等反动口号，强制矿工大采炭，进行疯狂的掠夺。在日本侵略者统治近14年中，共掠走精煤863.96万吨，这些煤炭都是用矿工的生命换来的。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共招募、欺骗、捕抓、逼迫入矿的矿工56530多人，被摧残致死31200多人（其中不包括伤残者和家属），占入矿工总数的55.2%，平均每生产277吨煤，就得付出矿工的一条生命。日本侵略者拉走的是乌黑锃亮的炼焦煤，留下的却是堆堆白骨。
用矿工身体做细菌试验
日本侵略者在统治北票煤矿期间，曾惨无人道地在中国矿工身上注射病菌，进行细菌试验，为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争做准备。
1940年7月，在沈阳医学院学习的北票人张绍恩参加了日本的秘密特务组织，毕业分配时，就把他作为特殊人员，分配到北票炭矿本部医院工作。这座医院是北票炭矿的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比较先进，看病的对象多是日本人。张绍恩到医院之后，被分到化验室工作，熟悉和了解日本医学的化验常规，使之更好地为日本人服务。
为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联系，接受任务，张绍恩暗暗地做好了“接头”的准备。两周后的一天，他拿着学院发来的两封“特殊信件”递交给北票警察署，跟署长日本人黑田接上了头。两个多月后，他被调到台吉分院工作。张绍恩在台吉分院亲身经历了日本人用北票矿工人体做细菌试验的过程。
1941年，张绍恩到台吉分院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院长坂本将张绍恩叫到院长室，对他说：“我打算做两次试验，一个是将斑疹伤寒病人的血注入到健康人的身体上，观察病情和病人变化，由你帮助我打针，还做些别的病情观察；另一项实验是把回归热病人的血注入到健康人的臀部肌肉上，然后观察病情，必要时做病理切片。这次试验，由你替我做，必要的病理切注检查，由我自己来做。 对这两次试验，将来我要写个论文，请你多加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