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炭所设大把头一至二名，在大把头之下设小把头数十名，由大把头领导。小把头实际就是大班长的职责，小把头之下，配有常役夫（里工），直接进行现场的作业监督。
如前所述，把头制度当然是一种与近代劳动组织背道而驰的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在伪满时期却被日本侵略者认为在奴役驱使矿工上是最有效的一种管理制度。把头制度一直延续到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才被彻底砸烂，使工人从牛马不如的悲惨境遇中获得解放，真正成为矿山的主人。
把头对矿工的额外盘剥
日本侵略者将魔爪伸进北票煤矿后，就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积极扶持封建把头势力的发展。日伪统治时期的封建把头，对矿工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他们剥削矿工的方式和地主利用土地收取地租相类似。每个把头按占有劳工多少，出勤工数，向炭矿领取手当费，有的把头每月提取手当费高达3000多元。当时，北票炭矿就有34家包工大柜，有把头50多人，包括大柜所属的经理、书记、催班、查头在内共有工作人员470多人。这些人是日本侵略者和把头残害工人、剥削工人的打手、帮凶。这些包工大柜和把头，剥削压榨工人的手段更毒辣，招数、花样更繁多。矿工每月所得的尚不能糊口的一点儿血汗工资，把头们也伸出魔爪从中攫取。他们开当铺、卖鸦片、设赌场、开商店、放高利贷，克扣工人的衣物、胶鞋及应发给工人的配给品。逢年过节，还强迫工人给他们送礼，再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每月工人拿到的工资所剩无几，有的还欠包工大柜的钱。
额外盘剥——放债
广大矿工过着半饥半饱的艰难生活，尤其那些孩子多，因伤、病不能坚持劳动的矿工经常中断生活来源。把头们见有机可乘，便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借给他们钱度日，到下月开工资时以二分或三分的利息连本带利扣回。有的把头为了做到不摊“黄账”，万无一失，以开当铺的手段迫使工人用物件抵押到当铺去借债。把头们故意推迟开工资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用工人的工资再放债给工人，从中取利。有的还拿工人的工资去经商。
设赌场压榨矿工
带家属的工人因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很少去参与赌博，而住在独身寮的单身汉则是他们猎取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人每月工资扣除饭票外还有盈余。于是，这些恶狼们就用“凑把手”“捧捧场”“交个朋友”等花言巧语来拉拢工人参加赌博。工人不去参加，爪牙们就用“土包子”“不识抬举”等恶言伤害他们。工人们惧于他们的淫威，怕以后遭来横祸，只好被迫去赌场。但是去参加赌博的工人无一赢还。在赌场里，有钱的赌钱、没钱也可用衣物顶钱。
开烟馆毒害矿工
他们从鸦片配给所低价买来鸦片掺上假，再送到大烟馆或拿到工人居住的工村、独身寮去卖，不但从中剥削工人，更残忍地是毒害了工人身体健康。工人染上此嗜好后无心工作，直到倾家荡产、卖妻卖儿冻饿而死为止。
克扣矿工
矿工应得的微薄工资，经过他们七折八扣所剩无几。把头们不但克扣工人工资，还克扣工人的口粮。当时工人的口粮按定量配给，仅能糊口，有的把头还从每个工人每日的口粮中克扣100克，并用克扣工人来的口粮开饭店，又从中渔利。
把头们除用以上手段额外盘剥工人外，还用开卖店、收受贿赂等手段压榨工人的血汗。
五家包工大柜压迫、剥削劳工罪行录
在北票炭矿，宋玉、费先、倪福廷、倪玉山、倪维章5家大柜拥有劳工人数最多，剥削劳工最残酷，在日本人的培植下压迫、剥削劳工，罪行累累。
包工大柜宋玉
宋玉，原名宋子厚，是台吉采炭所的大把头，也是北票炭矿后来居上的最大把头之一。他于1931年来北票，开始在倪玉山大柜充任查头、经理等职务，由于他善于对广大矿工残酷压榨，深得劳务系主任日本人井上的赏识，于1939年成为台吉包工大柜。
宋玉成为包工大柜后，他所属的劳工只有260人。为扩大劳工人数，他曾和劳务系主任山本、坑内系主任镰田先后两次去唐山、徐州招骗劳工，到1941年他所属的劳工猛增到1000人，最多时达到2000人。为管理劳工，大柜的工作人员也不断增加，仅经理、书记长、查头、书记就有20多人。
宋玉剥削矿工的最大收入是提取“手当费”。炭矿规定工人每下井一个班，就给把头提取“手当费”二分钱。开始因人数少每月他只能提600元，后来人数多了，一个月可提1000多元，最多时一个月能提到2400元（这些钱实际上是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宋玉多次到外地招骗劳工，他又从中克扣。炭矿规定招来的独身工人给10元，带家属劳工给20元，但他只给发一半钱。他还大量克扣炭矿发给工人的胶鞋、棉衣等物。
宋玉从1932年的一个查头，到1939年成为北票最大的封建把头，并死心塌地地投靠效忠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压榨广大矿工，整天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广大矿工在他们的皮鞭下拼死拼活地干，却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