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唯恐他骗来的独身矿工逃跑，他又勾结日本人把这些劳工投入报国寮，同“特殊工人”一样，由矿警看押。1941年，住在报国寮里从河南来的50名劳工，到1943年就死了40多人。
包工大柜费先
费先于1920年来到北票煤矿，一开始在冠山矿井下当放炮员，1922年当包工头，当初劳工人数较少，只有100人。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后，在其扶持下很快发展到600人，最多时达到1000人。在日伪时期，他已成为北票炭矿最大把头之一。
费先残酷的剥削手段是利用给工人借支之机，大放高利贷，每月仅高利贷的利息就可收入800元。他放债长达8年之久，剥削收入近万元。冠山采矿所规定，手当费按工人工资10%提取，而费先提到20%以上。他用这笔剥削来的钱，在老家唐山购买土地100多亩，还养有牲畜和车辆，并雇佣两名长工。
包工大柜倪玉山
1930年，倪玉山只是一个拥有80多名劳工的小把头。1937年他给劳务系主任日本人井上送礼200元，在井上的关照下，他的包工大柜很快发展起来，拥有劳工800多人。当时台吉打斜井，有他劳工600人。所以，他每月收入的手当费高达1000多元。从1941年后他又买11匹马下井拉车，一个月又可得3000多元。每月给工人借支放债是10%的利息，又是一笔无法计算的收入，他曾将1万元钱存入北福兴昌杂货店吃利息。
为了更多的招骗劳工，从中榨取油水，他和劳务系的日本人井上一起到山东的沧州、德州一带招工。由于没招足数，又和德州日本宪兵队取得联系，从德州监狱提取犯人100名，被押到北票当了劳工。因劳工人数大增，独身寮容纳不下，遂在郊区五间房安排100名住民房，由于当年得传染病，一次就死了60多人。倪玉山根本不管工人死后的事，都是工人自己的家人处理的后事，炭矿给工人的埋葬费却被他贪污了。
倪玉山大柜豢养着经理、书记、催班10多人，个个如狼似虎，无恶不作，犯下了累累罪行。
包工大柜倪福廷
倪福廷1928年就在北票炭矿当把头，有矿工400多人。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后，工人增至1000多人。他是和冠山费先大柜齐名的两大把头之一。
当时，倪福廷大柜每天下井的劳工在600人以上，按工资10%提取手当费。他盘剥工人的主要方法也是放高利贷，半月借支时借给工人钱，月末本利收回，利息是10%。他在冠山一工村和几家把头合开一个大卖店。由于有利可图，又在三工村和3家把头开一大卖店，后归倪福廷独家经营，卖店最兴隆时有20多人做工。
到后期，由于劳工人数减少，他买了13匹骡子下井拉车，每匹骡子下井给10元。尽管如此，劳力明显不足，他又多次会同劳务系的日本人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招工，从中大捞募集费。炭矿当时规定带家属得给募集费20元，独身每人给10元，这些钱都由他和劳务系主任私分。倪福廷榨取工人油水是无孔不入，广大矿工的生活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有的家属携儿带女沿街乞讨。
包工大柜倪维章
倪维章是大把头倪福廷的三弟，凭借哥哥的权势，在三宝矿当上了把头。三宝比冠山和台吉在生产规模和矿工人数上要小得多。所以，倪维章包工大柜的劳工人数最多时也只有300人。开始他只有几十名工人，在三宝墙外干活，以后移到三宝二坑井下，人数才逐渐多起来。
三宝地把头提取劳工手当费比冠山、台吉都高，达12%，每月倪维章收取手当费700~800元，除去给经理、书记、查头、催班的开支外，他平均每月收入400元。他除放债外，还对井下工人使用的工具收取工具费。从1943年劳工来源减少后，他最多买过8匹骡子下井拉车。有一次，井下看风门工，开风门不及时撞死一匹骡子，倪维章指使他儿子立即将这个工人活活打死，以偿畜命。倪维章将剥削来的工人血汗钱和4家把头合伙盖了七八十间房子，高价租给工人住，从中谋利。此外，他还和三宝矿另一把头李五合开一个大卖店，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油水。
第三节“地盘育成”和“勤劳奉公”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以后，为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疯狂地掠夺煤炭资源。当时，矿工人数较少，加上井下事故甚多，造成劳工严重不足。日本侵略者和把头一齐出动，到处抓骗劳工。开始在北票附近和辽西地区境内抓骗，但仍满足不了需要。进而入关内各省，以一骗、二抓、三逼的卑鄙手段，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招来大批劳工。后来，则在北票地区强行推广“地盘育成法”和“勤劳奉公”，为炭矿解决劳工来源。
1940年，炭矿的日本人和土默特中旗旗长沁布多尔济相勾结，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地盘育成法”。所谓的“地盘育成”，是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煤炭资源而采取的一种用工制度。“地盘育成”之含义，是在本地区内培育成功，具体说，就是炭矿内用的工人由土默特中旗辖区内居住的人充当，无需到外地招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