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盘育成”用工制度是一种坑害民众的罪恶制度，这个制度是在1940年出笼的。一个叫坂本登的日本人，由奈曼旗公署调到吐默特中旗公署任职，此人能讲中国话，并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可称为一个“中国通”。他来这里不久，和伪吐默特中旗旗长沁布多尔济相识，并勾结在一起，结拜为“把兄弟”。此人以其职权之便，也常往来于炭矿。当他了解到炭矿的劳工，全要到关内去招、骗、抓时，便认为这种用工制度弊病很多。每年出外招工需付出大量费用，而且工人挣的钱每年要往家中寄，这岂不让大量资金流向“国外”（即由满洲国流回中华民国）。更可怕的是，关内有八路军、游击队，如招工不慎还容易让共党分子混入。当时，炭矿已经发生过几起工人罢工、暴动事件，难免有共产党组织煽动。如果要在炭矿附近招收劳工，不但可避免上述弊端，而且易看管，因他们的家就在附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怕他们不老老实实地在炭矿劳作。
这个诡计多端的坂本登绞尽脑汁，提出了一个隐有杀机的方案，把现有由关内招来的工人全部解雇，然后用当地劳工取而代之。他先同旗公署参事官日本人友马善夫商议，但友马善夫认为，这样做会造成煤炭产量下降，影响“大东亚圣战”，那是开罪不起的。然而，坂本登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又直接找到北票炭矿矿长面议，因同样理由遭到拒绝。后来，坂本登又与旗长沁布多尔济谈及此事，却得到了旗长的大力支持，并鼓励他尽快提出草案，旗长可亲自出面呈请锦州省政府。
沁布多尔济积极支持搞“地盘育成”，其原因是前不久，沁布多尔济搞了一次“回收荒芜土地”，强迫佃户无条件交地租。佃户当然不会同意交地租，沁布多尔济采取种种强制手段，施加种种压力，佃户们被迫起来反抗，并推举代表上伪锦州省政府告状。为此，沁布多尔济对当地农民怀恨在心，想通过“地盘育成”对本旗民众打击报复。
坂本登与沁布多尔济一拍即合，便很快炮制出了“地盘育成”方案。方案有50多页，油印的，内有“总纲”，主要阐明此方案是使当地人和炭矿发生血缘关系，炭矿内劳工必须由当地人承担，以下分几章几十条款，规定凡满洲国之男性公民，年龄在18岁至55岁者，并没有特殊病症的都有当劳工的义务，期限是4个月至3年，期满发给证明等等。
“地盘育成”方案出笼后，由沁布多尔济亲自去伪锦州省政府，交给省长王瑞华。省政府认为此方案可行，就转呈伪满中央兴安局。经兴安局批复便开始在北票炭矿试行。吐默特中旗旗公署接到批复后，在旗公署成立了动员科，下设劳务股，专门负责这个方案的实施工作。首先指示各村公所，对本村住民实施普查登记，凡符合劳工条件的人，均注册上报。然后由动员科提出动员名额，再下达到村公所，分次动员，每次动员人数多少根据炭矿需要确定。每年动员10次左右，每次动员的人数均在500人以上。
在“地盘育成”方案试行期间，伪满中央和伪锦州省相当重视，时常派人下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确保北票炭矿不减产。伪满中央认为试行成功，又指示全满各炭矿到北票来学习，并在全满推行“地盘育成”方案，还对吐默特中旗旗公署和坂本登“传令嘉奖”。
“地盘育成”的方案，给当地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炭矿推行“地盘育成”方案的结果，首先蒙难的是由关内携家带眷招骗来的破产农民。炭矿周围的人当了劳工，他们就全部被解雇。被解雇后，有的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有的被迫卖儿卖女，有的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其次，当地数以万计的农民被迫到炭矿当劳工，白尽义务，毫无报酬，家中妻儿老幼断了生活来源，使不少人冻饿而死。村镇乡绅、炭矿把头，还依仗“地盘育成”这个法宝，变着法儿的坑害群众。北票下四家的丁广发，那年摊上劳工，为摆脱下窑的危险，将哥儿四个扛一年活挣来的七八石粮食卖了200多元钱交给催要劳工的人。而事后丁广发又被抓到伪村公所，被打个半死，又押送到旗公署司法股，再次严刑拷打，以致伤残。这还不算完事，尔后又抓他哥哥去代替他尽劳工义务。仅黑城子一个小村，就有64人被迫当劳工，有9人惨死在井下。北票旧烧锅的梁凤先，得知自己要被派当劳工后，立即联想到村中一个叫焦珠的，被地主张鼎久雇去当劳工，没几天就惨死在井下的事，他十分惊慌就躲了起来。旗公署抓不到梁凤先，便将他父亲梁云祥绑到村公所，用手指粗的柳条子抽打他，追问他儿子的去向，打得他满地翻滚，血肉模糊，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了，肉被打飞了，最后因伤残致死。
“勤劳奉公”，就是强行征集征兵剩余的适龄壮丁，组成所谓的勤劳奉公队，和服兵役一样，从事为期三年的义务劳动。这是伪满洲政府“国民皆劳”政策具体实施的办法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办法之一，是“紧急就劳”“行政供出”的具体化，“供出”即被迫出卖，即群众说的派劳工或者说是抓劳工。1942年11月，伪满洲政府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接着又下达了《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勤劳奉公制度在伪满洲国全境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