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觉时，为防止交头接耳，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每屋有监视他们的炕长，规定：不准两人在一起说话，不准议论国事，违者轻遭毒打，重者被打死。
穿的烂破衣。“特殊工人”来煤矿后，除每人发给一双入井穿的胶鞋外，在升井休息和入井劳动时，始终穿着被抓捕时穿的那身衣服。单衣破了缝了又缝，棉衣坏了用麻绳绑了又绑。
吃的猪狗食。“特殊工人”，上一个班只发给5角钱的饭费，因病不上班的不发。在寮内锅棚（伙房）就餐。吃的是高粱米粥、橡子面窝头、豆饼、土豆、咸菜、咸盐水，即使这样的伙食，还不让吃饱。伙食管理员发现粥不够吃，就往粥盆里倒水。当时工人有这样几句顺口溜：“一进锅房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见人”。
入井似囚犯。“特殊工人”入井由持枪的矿警押送，升井后由矿警押回寮内。在押送、押回的途中，如行动迟缓或被认为越轨时，押送者用枪托、棍棒随意殴打。为了辨认“特殊工人”“劳工”“里工”身份，在安全帽上涂上不同的颜色，防止“特殊工人”逃跑、闹事。
土刑罚。据当年在“报国寮”内住过的“特殊工人”于景贤、王殿荣等人回忆，对待“特殊工人”有五种土刑罚：骑木马（四条腿大板凳），强迫矿工趴在上边捆上四肢进行毒打；坐老虎笼子，笼子四面钉上钉子，矿工进去不能动弹，左右前后一动，就被钉子扎伤；冻冰棍，冬天把矿工衣服扒光，绑在室外的柱子上，往身上泼凉水；点纸烟，在矿工手指上缠上布浇上油用火烧；做试验，把毒汁注入矿工臀部，造成肌肉渐渐腐烂而致残致死。
丧生。恶劣的生活劳作环境，残酷的迫害，每天都有因冻饿、疾病、瘟疫、迫害而丧生的工人。“报国寮”内专设两人清尸。老矿工陈志介绍：他在“报国寮”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和他在一个屋住的50多人，最后就剩下他一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吴有林介绍说：“1941年1月，在山东抗日战场上一起被俘的16人，押到北票“罚劳工”，到“九三”胜利，只剩下3个人。”因吃、住条件恶劣，每年因瘟疫死亡的难以统计，有的还在呻吟就被拖到死尸房。矿工王守信，因患传染病昏迷不醒就被拖到死尸房。清醒后在黑暗中用手一摸，左右都是死尸，他勉强爬出来，幸免一死。据拉死尸的车夫邓树芳介绍说：“在1942年冬季，‘报国寮’东厢房筒子屋住着20多人，第二天早晨这20多人都因煤烟中毒死了。我用大车拉了两趟，一共是27具尸体。全光着身子，车到万人坑没空坑了，只好把这27具尸体卸到大沟里。我这辆大车是专门运尸体的，几年中究竟运了多少记不清了。只记得1942年冬天就运出500多具”。
暴尸荒野。起初，矿工死后每人用木板棺材装葬，一人一坑，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以炕席代替了木板棺材，仍一人一坑，以后席子也不给了，把数名矿工的尸体装在一个木笼子里，埋在一个长方型大坑里。已挖掘的台吉南山“万人坑”的一个大坑里，就埋了100多具尸体，上下五、六层，头脚颠倒，到1944年大坑也不挖了，把成车的尸体运到“万人坑”，往自然形成的大沟里一扔就算了事，暴尸荒野。每当春季天气变暖，尸体腐烂，血水顺沟流出很远，白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控诉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歌谣：“秋末冬初先挖坑，惨死矿工里边扔；年年秋末挖几百，不到春天就填平；棺材席头都不给，一排一排排多层；后期连坑都不挖，赤身裸体大沟扔”。
劳动中的迫害
“外工”每人劳动一个班（12小时），按人头计算，把头提取一角二的工资钱或10%左右的人头费，入井人数与把头收入成正比。因此强迫工人多入井劳动，就成为把头们发财之道。1941年1月，矿工苏永发患气管炎没上班，催班的蒋志杰去催班，苏哀求说：“我病了不能上班”。蒋气势凶凶地说：“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班!”苏气奋地说：“死人脑袋还硬呢”。蒋抡起棍子就打，强迫苏带病上班，上了三、四个班病情恶化，半月后死去（解放后蒋志杰被判刑）。矿工邹义病后上头一个班，因体弱干活无力，被日本监工的北岛发现，诬陷邹是抗拒“釆炭报国”运动，当即拳打脚踢，并用榔头击打邹的头部，邹当即昏倒在地死去。老矿工卞启玉的堂兄住在独身寮，因病没上班，催班的说他“泡磨菇”，就用棍子打他的脑袋，头被打个窟窿，当天晚上还没咽气，就被拖进了死尸房。
工人在井下劳动，爪牙们看不顺眼也遭毒打。老矿工赵祥介绍说：“与我一起干活的老陈，正在刨煤，累得满头大汗，监工的赵柱堂从身后踢了他两脚，陈质问赵：“我干活为啥还打我”？赵说：“不愿意呀？“老陈气不可忍，拿起铁锹把赵打个倒仰。于是，赵找来了4名监工的，把陈按倒在地，用榔头打了老陈一顿，后拉到900尺大巷棚子上又打了一顿。升井后又把老陈送到矿警队，诬陷他是“土匪”，矿警把陈的衣服扒光，吊在矿大门口，一面用胶皮管子抽打，一面往身上泼水，陈被活活折磨死了。
强迫工人冒险作业，重大伤亡事故经常发生。1934年，冠山竖井四道巷采煤工作面瓦斯超限，强迫矿工放炮引起瓦斯爆炸，死亡52人；是月，该井600尺4层采煤工作面，又发生瓦斯超限放炮引起瓦斯爆炸死亡2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