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日本侵略者从山东、沂州集中营把在山东革命根据地俘虏的抗日自卫队战士131人押送到北票炭矿当了“特殊工人”，关进了冠山协和寮，此时协和寮里的“特殊工人”达到了1000多名。他们一天劳动12个小时，不但不发给工资，就是每天供给的三顿高粱米饭也填不饱肚皮。有的工人因病发高烧，就说是得了伤寒被扔到隔离间不给治疗。为了争生存、争人身自由，这些人虽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但他们利用在井下交接班时碰头，互通情况。为生存下去改善生活条件，他们研究搞一次大罢工。大家委托姜新良（抗日自卫队员）外出找矿工串联，姜新良戴上老矿工贾天和的帽斗，拿着他的出入证进行秘密活动。条件成熟后，决定在5月2日交接班时罢工，并设法通知了在家的工人。第二天，工人们来得很早很齐，每人拿一根锨把，来到冠山一号井前集合，下井时间到了，可谁也不下井。几个汉奸、把头催工人们入井，工人们手拿锨把不准任何人上罐。汉奸们前窜后跳地问工人们为什么不下井？工人代表“特殊工人”韩树琪说：“我们找日本人说话，要和他们谈条件！”日本人吓得龟缩在办公室不敢出来，指示汉奸出面。当时工人提出了3个要求：（1）要吃饭，给增加口粮；（2）给伤病工人治病；（3）要给活动自由。一开始日本侵略者不答应。在“特殊工人”韩树琪、于xx串联与组织下，1000多“特殊工人”罢工两天，结果每人每天给增加些高粱米。在5—8月份的4个月中，“特殊工人”举行了3次集体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仍无人身自由，死亡时刻在威胁着他们。
一次，姜新良修完棚子坐了一会儿，被日本人钱元松井发现，对姜新良劈头盖脸打了六七榔头，帽斗打坏了，头上被打得起了大包。为报仇他们暗中商量，要给钱元松井点颜色看。一天早班，姜新良、韩树琪、丁宝林3人推了6车矸子，准备往下充填，这时日本人钱元松井又来到他们身边，看翻车太慢，不容分说上去就打了姜新良一榔头，姜新良被打得怒不可遏顺手夺下榔头，韩树琪从后边拽起钱元松井大腿，一拥就把他推进了落塘里，接着填上了矸子，处决了钱元松井报了仇。日本人找不到钱元松井，就对姜新良几个人起了怀疑。工人刘三悄悄地对姜新良说：“鬼子已经怀疑上你们几个了。”为防止日本人下毒手，“特殊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韩树琪、刘三和于xx等人乘在井下劳动时秘密研究了逃跑计划，决定组织“特殊工人”暴动，并制定了暴动时间、信号、撤退路线。1940年6月4日零点，趁工人在井口交换班之际，131名“特殊工人”秘密集合起来，每人手持一根3尺长的木棒做武器，分成两路逃跑。由韩树琪带领的第一路80名工人迅速冲到大门口，两名持枪矿警喊道：“你们干什么去?”他们答道：“上班去!”矿警发觉情况异常，把大门关得紧紧的，不让出去。大家冲到矿警跟前，夺下矿警手中的武器，并把两个矿警打倒在地，将大门打开，冲了出去。次日，跑到朝阳县边境的一个喇嘛庙里。由刘三、于xx带领的51人也赶到了这里。于xx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讲话，要求大家坚定信心，坚持到底，找到抗日队伍。由于人员多，目标大，行动不便，决定化整为零，重新划分小组，以2~3人为一组，开始分散行动。有的去张家口或回山东参加抗日队伍，也有的到大兴安岭找抗日联军。这些人走后，韩、于二人又潜回北票炭矿，继续组织工人对敌斗争。
从此以后，在协和寮“特殊工人”罢工、暴动的启示下，台吉报国寮的暴动事件也经常发生。
1941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9点钟，台吉报国寮100多名工人，每人拿一个镐把，有两人先冲进公事房。值班的日本人吓跑了，催班的中国人钻到办公桌下。工人们砸坏了电话，找到了开大门的钥匙，100多人逃出虎口。过了三四天，又有五六十人逃跑。为了制止、恫吓“特殊工人”的暴动逃跑，他们把组织暴动未遂的王大根活活打死。报国寮的负责人高本（日本人）贴出一张“王大根图谋聚众、逃跑被打死……如果有效仿者，亦遭同罪”的布告。
“特殊工人”并没有被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及恫吓而吓倒，而是更谨慎、更严密、更有组织地暴动逃跑。1941年8月的一天晚上，当井下的“特殊工人”从井下上来后，“特殊工人”陈石头回到屋里就和几个人商量暴动逃跑的计划，并做暴动逃跑的准备。当夜10点多钟，雷电交加，雨下个不停。陈石头带领大家有秩序地冲向公事房，六七名工人手持木棒将门砸开，日本系员高本去摸电话，被陈石头举起木棒打昏在地，并把电话机砸坏，其他值班人员吓得跪地求饶。陈石头命令他们交出开大门的钥匙。一个催班交出钥匙，把铁门打开后，200多名“特殊工人”冲出报国寮。当10多名矿警和日本人闻讯追赶时，矿工们已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夜砸报国寮是一次由“特殊工人”组织的最为激烈的斗争。北票炭矿台吉一井于1939年投产。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炭矿资源，他们实行的是要煤不要人的人肉开采。1942年1月，日本侵略者从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押来200名“特殊工人”，其中有冀中军区《前线报》编辑董德康（孙大栓），十八团排长王福荣，河北省易县公安局长刘堤，四区抗联会干部于仲贤，碾子沟村党支部书记叶重生，晋察一分区某团一营侦察员于国华、赵良田、王春、邸永顺等人。他们来到报国寮后，亲眼看到一个个阶级兄弟被残害致死，一具具尸骨被扔进“万人坑”，已经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积极组织工人暴动，其规模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几次的工人暴动逃跑，更加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把头的警觉，戒备更加森严。所以1943年4月的这次暴动非常秘密、谨慎，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做了明确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