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开一次县委书记工作会议，一般都会给参会代表买点纪念品，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做的。1989年那次县委书记会，我们决定买三用机，可以听广播、录音，还可以放录音。买回来以后，我就给他拿一个，他既是地委领导，又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拿一个是应当的。可是他不要。他说：“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在福建干干净净地干事业。”我当时很感动。后来他调到福州，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又拿着三用机去送给他，我想着反正他都要走了，应该会收下的。可他还是不要。
在福州的时候，有些单位过年会送些东西，我们分区是给1000块钱福利费，我们给他，他不要，给他送过去，他又退回来。别的一些单位送给他，他不仅不要，还会批评他们。
他在福州一般不安排加班，因为他说过，要关心保护干部，不要让干部“累吐血”。除非中央和省委有指示，事情不能过夜，或者有紧急事情，才会安排加班。加班的时候，我们如果工作到11点，就会搞一碗面条，弄两个鸡蛋，吃完了再干。他喜欢吃辣椒，伙房给炒了个辣椒，但他不吃。他说别人都没有辣椒，我也不吃。我觉得他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我们下连队可以加一个炒鸡蛋，你加班加个辣椒算什么？我陪你也吃辣椒，不是你一个人‘搞特殊’。”他这才吃了。
他对我们这些干部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某港商投资项目开业时，福州的常委都去参加了。开业纪念品是K金做的印，大概价值一千多块钱吧。活动结束后，习书记马上召开常委会，说：“今天人家送的东西，常委通通上交。”我就把那个纪念品交给政治部秘书了。第二个，就是1992年东街口百货商店上市。那个时候，东街口是福州最繁华的地方，像北京的王府井一样，这个商店是福州第一个上市的公司，上市前要发原始股。习书记为这个事也开了一个常委会，明确提出“常委都不能去买这个股票”。
我想，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行得正、坐得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的个人关系也很好，请您讲讲和他交往的一些事情。
赵文法：在宁德的时候，他住在地委宿舍，我住军分区宿舍，之间隔着一道小门，我们每天早晨、晚上都在一起散步，他来军分区的院子找我，我们一边走一边聊，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习书记个子比较高，福州的被子他脚都盖不过来，彭丽媛就从家里头给他做了床被子，准备带到福州来。可她中途还要去沈阳演出，就带着被子先飞到沈阳，再来福州。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有人认出她来了。一个人说，那个是彭丽媛。另一个说，那不可能是彭丽媛，彭丽媛怎么可能自己扛被子。
1996年他要调到省里工作了，好多人请他吃饭，他都没去。有一天他到分区来吃饭，我跟市委秘书长说，习书记就要走了，将来我们可能没机会见到他了，能不能请他来我家吃顿饺子。我是山东人嘛，习惯吃饺子。习书记一听，马上就答应了。那天他和彭丽媛都去了，还拿了两瓶酒。我家里有一瓶洋酒，是我最好的酒，拿出来准备给他喝。可他不喝，说：“你拿你们家乡酒给我喝。”我是潍坊安丘县人，我们那里生产一种酒叫“景阳春”。我把那个酒拿来给他喝，他很痛快地就喝了。包饺子的时候，我们按老家的习惯把饺子放在串盘上，因为面食比较软，底部就硌出了一楞一楞的印儿。煮出来吃的时候，彭丽媛说：“哎呀，这个饺子就跟在家里吃的一样。”她也是山东人，觉得很亲切。吃完饭，习书记和彭丽媛还主动提出和我全家合了影。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同志身上最鲜明的品质是什么？
赵文法：从我和他共事的经历看，习书记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群众路线是他一直坚持和践行的首要原则，我不止一次从他的讲话和行动中体会到他对群众的这种拳拳之心。在宁德的时候，他经常和我聊天，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得益于在陕北插队的那七年经历，使我懂得了群众。”他还给我讲了个故事，我听了以后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陕北那个地方很冷，秋天的时候苍蝇都跑到屋子里去，小孩在炕上睡觉，脸都看不见，因为上面全是苍蝇；吃饭的那个碗，也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因为也都是苍蝇趴在上面。我说，都这样了你还敢吃饭吗？他说：“怎么不敢吃饭，老百姓都是这样子，我和他们一起吃。”
他从不讲大话、不讲空话，就是把老百姓的福祉放在心头，扎扎实实地带着干部一块儿干。他现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身体力行地在做。他倡导干部要下基层挂钩，固定联系点搞调研。他建立“四下基层”制度，把群众上访变成领导下访，实打实地给群众解决困难。他还积极从基层挖掘先进典型，请他们到机关、到部队作报告，介绍先进经验，“宁德农民给干部上堂课”，解开了当时我们专武干部感到没有出路的思想包袱，当时被普遍传颂。
现在，我已经退休赋闲20余年了，作为一名普通退休干部，我能够明显感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大提高了，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