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他指出寿宁办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多，高精尖的产品比较少。要把工业办好，就要走向全省和国际市场，做别人没有的或比别人好的产品。他知道寿宁茶叶生产是支柱产业，强调要搞精品茶叶，生产、加工、包装都要上一个台阶。有一次他到南阳镇森鑫玩具厂考察，当他了解到一个小小的工厂年产值就有6000多万、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时，非常高兴，还连连表示这样的企业品牌要树起来，政府部门也要做好服务工作。
他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宁德素来是“老、少、边、岛、穷”，安贫乐道、“等靠要”心理比较严重。但习书记当时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非常强，这有可能与他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经历有关。他鲜明提出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他说：“把脑袋瓜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
习书记到闽东工作时，我们县的扶贫工作已经开展了3年，但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他说扶贫工作要升层次、上水平。“虽然扶贫规划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扶贫这项事业是长期的，不是说3年时间到了就宣告结束了，不是低水平脱贫就可以说明问题。”
习书记十分重视典型引路。他抓扶贫，就抓下党。他在全地区干部会上多次讲下党这个典型，他说下党搞好了，对全地区的脱贫有指导意义。
他对各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决问题；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比如推广“一村一品”；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跟进，才能实打实地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能希望一口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习书记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实践证明，把脱贫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和当年的“摆脱贫困”，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
习书记还讲，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他举了寿宁农村人畜混居的例子，他说：“人跟牲畜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屋内卫生状况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健康起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体现了他虑事周详、思考深刻的品质。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连德仁：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时，感觉这个大干部真年轻啊！三十出头的样子，很有内涵，又非常平易近人。由于他每次来我都陪他，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他见到我就“老连”“老连”的叫我，很亲切。而且从他讲话也能看出来，他不像有的读书人讲话那样文绉绉的，而是非常接地气，说的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话。
我认为，当时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期盼，激发了习书记强烈的为民情怀。他一而再、再而三，跋山涉水，三进下党，下党成为他最为牵挂的地方。在他的推动下，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四下基层”制度在闽东蔚成风气，直到现在仍在延续。
他在基层调研，总是走在最前面，到老百姓家里看望慰问，也从不讲究。有的老百姓衣衫褴褛，手也不怎么干净，可他从不在意，进门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握着他们的手进行交谈。有时候进了农户家里，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的什么，对生活用度问长问短。老百姓都说习书记是打心眼里关心我们。
采访组：您后来跟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连德仁：我与习书记个人交往不多，有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写作，1990年时，我把自己担任副县长十年期间撰写的文章结集成册，出了一本38.5万字的书，叫《从政文稿》。当时是以内部书号印的，只印了3000册，我送了习书记一本。后来有一次他来寿宁调研，我到寿宁宾馆去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见我来了，就说：“老连，你的《从政文稿》我看了，不错！你要写上5本书。”习书记的鼓励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现在我已经写出4本了，也先后给他寄过，我还要加把劲再写一本，继续发挥余热。
1992年9月，他把《摆脱贫困》一书送到我手中，并亲自写下“德仁同志阅存，习近平”9个大字。2002年4月25日，我陪同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书记在清源乡调研时留下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张合影，我把这张照片印在《三农絮语》一书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现在距离习书记主政闽东已经过去30年了，他在闽东大地、寿宁大地上践行骨肉相连的群众路线，留下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清正廉明的公仆形象，留下了亲民爱民的执政理念，留下了踏石留印的务实精神。如今，寿宁县、下党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头绿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了；电灯亮了，广大农村实现用电全覆盖；道路通了，下党通了柏油路，寿宁通了高速公路；衣食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楼房高了，寿宁新城高楼林立；实力强了，县级财政收入是当年的100倍，2015年寿宁还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场繁荣了，商品琳琅满目，物价相对稳定；教育发展了，2014年高考上本科线997人，2位学子被北大录取；看病方便了，老百姓的健康指数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