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唱好了经济“大合唱”，实现了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抓实了项目，壮大了集体经济。当年全区人均纯收入554元，比1987年增加200多元，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很重视挖掘山海资源，把发展林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您看来，这与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内在联系？
邱树添：我认为，习书记在宁德时期抓林业建设，不仅仅是绿化荒山的考虑，更是将其作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出路。甚至说，他在宁德提出的“三库”（水库、粮库、钱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20世纪80年代，闽东的林业问题比一般地区要严重一些，因为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开展大规模食用菌种植的区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于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烧火做饭，还要大量砍伐树木，作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1989年1月，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习书记在会上强调：“林业不但蕴藏着很高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在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他还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一文中说，闽东的发展，山是载体，财富在林，广种林木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他还特别讲到三个“重要”，即林木是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态的重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稳定的政策体制打消群众的顾虑，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
他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地区行署还制定出台《关于发展我区林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巩固林业‘三定’成果、自留山、集体山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山地开发利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发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业违规处理”等9个事关林业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习书记还提出，促进林业发展还要抓住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完善林业责任制方面，地、县（市）、乡（镇）实行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造林绿化责任状，把林业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终考核内容。同时还在各县（市）、乡（镇）创建造林示范点，对推动全地区造林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既有总体思路，又有具体抓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造林热情，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库”理念是他一系列执政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散发着夺目光芒。
采访组：在推动闽东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畲族群众的福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习书记重视少数民族福祉，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国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经宁德最贫苦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畲族居多。历史上他们是外来人，在平原地带没有生存空间，只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着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下起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病死率很高。还有一种也是外来人，从海上漂过来的，叫做连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条船，五六米长，一两米宽。又称“疍民”“海上吉普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船上，他们一般个子都很矮，腿长期站不直，形成“内八弯”，腿脚呈曲蹄状。旧社会有句话讲：“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意思就是这种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给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见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种人是居住在地质灾害多发、滑坡地带的人。因为灾害多发，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对这些情况，习书记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宁德期间，还是到福州、到省里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始终非常关心，大力促成了与他们有关的“造福工程”的实施。可以说，各民族群众共同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这是习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
